上海发展服务外包的环境要求和制约因素

发展服务外包，并且将服务外包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是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之一，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重视发展我国的外包服务。早在2003年，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座谈会上就明确指出：“我们在继续鼓励外商投资制造业、服务业领域的同时，要重视跨国公司内部服务业外包的新趋势，积极创造条件，以新的方式拓展吸收外资的新领域。”2004年，吴仪副总理进一步要求，努力实现从单纯发展现代制造业为主向发展现代制造业和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并举的转变。我国的外包服务，相对于其他国家，起步较晚，规模也很小。2005年，我国货物出口总额1.45万亿美元，在全球继续保持第三大贸易国的地位，但服务贸易却仅占我国贸易额的10.9%，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其中，2005年全国软件外包出口总量约9.6亿美元，仅占全球软件外包出口总量的2.3%。这种滞后状态，亟须改变。这不仅有利于我国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且有助于扩大我国企业在国际服务市场的份额，提升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陈宪:服务外包在市场经济达到较高发展阶段，才有可能活跃起来。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从需求角度考察，其主要因素就是服务外包，大量的服务外包促使许多新兴服务业逐步生成，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就基本的因果关系看，服务外包是因，生产者服务业是果。成熟的生产者服务业，又成为企业服务外包的一个重要条件。可见，服务外包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我国现阶段服务外包水平低，部分地可以解释为受体制、环境等制约，但主要还是受制于发展阶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我们所发展的服务外包，主要是来自国际市场的需求，如软件外包。确切地说，这些服务外包活动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一部分，而来自国内企业的服务外包，目前还不成气候。

王贻志：发展服务外包业对外部环境有比较高的要求：一是法制环境的要求；二是外包服务供应商商业信用的要求；三是业务沟通能力的要求；四是政府不断调整发展BPO战略的要求。从上海发展BPO的主要制约因素看，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语言与沟通能力相对不强。相对于印度、新加坡等国，上海本地外包供应商与欧美外包客户业务沟通能力上处于竞争的弱势地位。这不仅表现在语言的沟通技能上，还表现在对外包业务国际标准的熟悉程度、欧美文化的了解程度等；二是法律体系尚不完善。按欧美国家服务业离岸业务对外包目的地法律环境的基本要求，目前我国在法律制度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三是缺乏BPO项目经理人才。上海缺乏从事国际商务外包的经验和对欧美市场熟悉的外包人才，特别是缺乏熟悉国际业务流程管理、能与欧美外包客户进行直接业务沟通的项目经理，影响了承接欧美离岸外包业务的发展；四是上海尚未形成BPO的赢利模式。目前上海从事BPO业务的企业主要是跨国服务企业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业务主要来自其全球客户在上海的业务，基本上没有离岸外包业务。尽管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但是尚未在欧美商界形成一种“具有吸引力的BPO赢利模式”。

孙福庆：上海在发展服务业外包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原因有三：第一、经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海在电力、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方面远远超过印度的任何城市；第二、软环境方面，传统的亲商、开放的文化取向，有利于国际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多语种教育资源和较高的劳动力素质，也能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本的支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上海是国内除北京外唯一一个有知识产权法庭的城市，这使得上海的法制建设在全国居领先地位，并被国外大公司认为是发展服务业外包的最关键优势。因此，在国际服务业外包市场上，上海具有相当的竞争力。

微信扫一扫实时了解行业动态

微信扫一扫分享本文给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