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中兴“安全门”

华为中兴“安全门”

美国市场至为关键无法放弃，但美国众院情报委员会调查报告定性后，如果华为和中兴没有重大举措，市场大门已经关上

为敲开美国以“国家安全”加固的市场大门，华为和中兴通讯（ZTE co.，00763.HK）这两家来自中国的通讯设备制造商，努力经年。但10月8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以一份52页的调查报告，贴出了禁止华为和中兴进入系统设备领域的封条。

“华为和中兴正在美国扩张，但基于我们的调查，考虑到他们和中国政府的联系，我们对于他们介入美国的重要基础设施不具信任。”众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Mike Rogers）在当天发布会上阐述报告结论，称两家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这是多次否决了两家中国电信设备公司在美交易之后，美国立法机构对华为和中兴做出的最强硬拒入裁决，华为和中兴的美国扩张之路再遭重挫。这是一个被普遍认为“过分”但又在“意料之中”的决定。来自中兴和华为的发言人都向财新记者表示，对长达11个月的调查结果早有预料。

财新记者接触的多位来自美国、欧洲和国内的业界人士均认为报告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干扰。安全问题在电信设备行业确实存在，但并非不可控，华为产品早已为欧洲和亚非市场所接受，不过，意识形态因素、贸易保护主义，美国正值大选年，政客们更乐于扮演国家利益保护者的角色，中美之间近来日渐紧张的关系以及来自华为中兴的美国竞争对手的游说行动，这种种因素的叠加导致了最终报告结论的出笼。

众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议员鲁伯斯伯格（Dutch Ruppersberger）则在发布会上更直白地道出反对的关键：“如果你想在美国做生意，最好告诉中国政府停止在网络安全上的威胁。”

对一个始终未能进入的市场，门关得更紧，不会立即产生业务风险，但难以判断的是，这种来自主要市场的怀疑效应以及全球竞争对手从中学习的游说抗争策略，会如何向其他市场波及。

下一步，华为和中兴该怎么办？放弃美国市场是不可能的，在当下全球的电信业冬天中尤其不可能。美国市场增速不及中国，但其市场容量仍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市场。当然，按照多位接近华为总裁任正非的前华为人士的看法，这也不符合任正非的风格——任正非是无论如何也要打入美国市场的。

如何打入？企业需要做最现实的考量。是以政治牌对“政治报告”，还是总结教训继续设法满足美方的监管要求以消除安全性担心？对于华为与中兴这对美国市场上的难友、全球市场上的长期对手，报告指责的轻重略显不同。整篇报告中23页针对华为，9页针对中兴。与此相对应，华为发表的抗议声明言辞激烈，中兴则更为柔性地表示会继续配合调查和加强彼此了解。

在报告出台前后，两家公司的市场和公共关系部门在应对各方咨询的繁忙之中，也在收集信息和评估后续影响。全球通信业的冬天使中国公司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渴望敲开美国市场的大门。美国人的强硬拒绝会不会推动以同样强硬的姿态拒绝上市的任正非改变自己，以上市展示透明并寻求在美拓展之路？过去数年，华为几乎已遍试寻路美国的途径，从收购到合资，上市是不是解除美国对于华为有政府和军事背景怀疑的惟一方式？就在报告出台前后，有关华为可能上市的传言再起，尽管华为很快公开否认，但此时传出此消息确有原因。

是继续设法取信于人，还是绕道走？华为和中兴是时候做出抉择了。

华为总裁任正非

背景调查

此次针对华为和中兴的调查，缘起2011年2月，华为向美国政府发出的一封请求调查的公开信。华为过去十年的美国之旅屡招怀疑，收购3Com、3leaf公司先后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 ）否决，与中兴一起竞标Sprint项目被美国商务部干预失败等案例，已是业界尽知。主动请求调查，是华为做出的开放努力。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调查则正式启动于2011年11月，指向在美国有业务的中国电信企业的反间谍和安全威胁。调查将华为和它的同城对手中兴纳入其中。

海外业务和运营目前均已是中兴和华为的业务主流，两者也强调自己是“总部位于中国的全球公司”，与这种主动去国别化不同，委员会对两者的定义依然强调“国籍”，认为他们是“中国顶尖的设备制造商”，正在向美国电信基础设施市场营销其设备产品。

调查重点正是审视华为、中兴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包括从政府与国有银行获得的贷款支持、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以及代表中国军方和政府情报部门所做的工作。这次调查，也可算是对华为、中兴的一次“真实背景调查”。

从报告披露的信息可知，委员会的主要调查活动，包括2012年2月23日和2012年4月12日分别对华为和中兴的深圳总部进行的实地走访，2012年5月在香港与两家公司高管会面以及2012年9月13日在美国国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此外，是大量的书面提问或者要求提供相关文件。调查者还与两家公司的一些前雇员、现雇员和业内专家做了交流。

这些调查活动离大多数中兴和华为的员工很遥远。一名在中兴公司从事数据产品开发的中层人士表示：“绝大多数员工都没有参与调查。”根据分工，这些调查分属市场和法务部门。在华为，接触调查活动的员工指出，委员会的调查主要是座谈形式，各部门均有代表参加，回答调查者提出的问题。

已公布的最终报告没有提供对两家公司技术、产品和服务安全性的直接描述，但按照委员会的说法，两家公司尤其华为，没有完全配合调查，且不愿解释其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报告说，为了解公司结构及其对决策的影响，委员会重点调查了华为的员工持股计划——这一计划在华为20余年的发展史上也始终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截至2011年12月31日，共有6.5596万名华为员工参与这一计划，这部分持股整体上通过华为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华为控股）的工会持股存在，共持有华为98.7%的股权，而华为创始人、总裁任正非则持有1.3%股权。

在9月13日的听证会上，华为高级副总裁丁少华称，建立于1997年的员工持股计划（ESOP）“是华为成功关键”，不仅使华为公司获得大量流动资金，也使华为完全由员工持股。“这些持股员工选出51人做代表。这51名代表中轮流选出13人作为董事会成员，5人担任监事会成员。在2010年12月所选举出的51名ESOP代表中，已有10人离开华为。代表中有两位（任正非和王克祥）曾在军中服役。2011年1月,选举产生51位ESOP的新代表，形成当前董事会和监事会。”华为此次在应对美国国会的调查中，对员工持股计划的披露比过去详尽很多。在事后声明中，华为也强调自己已尽力提供调查所需文件，包括持股名单和持股数。但调查者并不满意。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发布会上认为华为“不可信”，因华为在听证会上承诺提供现任和以前党委会名单，会后却未提供。

委员会称，华为惟一提供的非公开文件只是未签名的持股协议相关文件。委员会认为这一计划看起来可信，但华为方面不允许上述文件被调查者带出公司供独立第三方验证，不提供如何选择新董事会成员的信息，以及拒绝透露原始董事会和第一届监事会如何产生。“这些人是公司的关键决策者，我们高度关注他们和政府的潜在联系。”报告称。

以政府关系为着眼，调查的另一个指控在于，华为及其客户从中国国有银行获得千亿美元贷款额度。

华为解释称，额度属实，但从2005年至2011年间这一额度仅被使用58.6亿美元，丁少华在听证时也表示，公司自身融资来源主要为海外银行，和华为合作的33家银行中，外国银行有23家，在2011年中贷款46亿美元中有74%来自外国银行。而对于出口买方信贷则是业界普遍做法，规模很小，一般占销售额的5%左右，主流仍是客户自己融资。

国家开发银行一位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银行以企业的质量选择客户，跟是否有政府背景没有太大关系。他表示，国开行在华为发展初期即已介入融资安排，最初是一种股权分担形式的贷款，主要亦是买方信贷。这种模式也成为后来银行在装备制造业发放贷款的一种模式，即涉及中国企业的产品出口，都鼓励用此方式进行贷款。“这几年华为做得已经很大，所以对国开行贷款的依存度在降低。”他表示。

但美方调查者极为看重融资源的“属性”。在听证会上，有国会议员追问华为自身融资的10家中国银行有多少是国有银行。当时，丁少华显得迟疑，似乎无法理解为什么提出这种问题。

调查期间，国内一家财经媒体曾报道华为的员工持股计划，其间提及四家国内银行一度为华为员工提供个人助业贷款，用以购买公司授出的股份，但后来为银行监管机构叫停。接近调查的人士称，这一信息为调查者所重视，他们认为这恰是中国政府与华为有实质关系的证明之一，即政府以国有银行资金，通过员工持股，持有华为。华为试图消毒，但调查人员的判断已受影响。现在，这篇报道已从该媒体网页上撤下。

上述人士认为，这种指控让华为感到无奈且难以自证。中兴通讯发言人戴澍也向财新记者表示，尽管中兴极力配合美方调查，但面对一些“不可能的任务”仍束手无策。他举例说，美方要求中兴提供过去五年与中国相关部门的所有沟通的相关信息和内容纪要，有违中国国情，在时间上亦过于紧迫。

但情报委员会结论已出：华为与中兴未能提供足够材料以打消美国方面的国家安全疑虑。为此，委员会建议美国政府应排除使用中兴和华为的设备与零部件，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必须阻止这两家公司参与的并购；强烈建议美国网络提供商和系统开发商寻找其他供应商。“是的，我认为他们应阻止这种行为，”罗杰斯向财新记者表示，应该被阻止的并购活动是指任何并购。

此外，华为还被指涉嫌违反了移民法、就业歧视，华为的部分设备涉嫌“在未经用户授权的情况”下自动将用户的“有价值的个人重要信息”传回中国以及华为曾试图通过贿赂方式在美国获取商业合同，报告称将把贿赂信息移交美国联邦调查局跟进。

因此，委员会也建议美国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应调查中国通讯企业的不公平贸易做法，特别是中国对重点企业提供的持续资金支持；中国公司应更加开放透明，特别是华为需要透明且遵守美国法律责任；国会应考虑进一步立法以应对和主权国家联系紧密的通讯企业所带来的风险，考虑将采购协议纳入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范围。

绕不开美国

被重点攻击的华为反应激烈。在发布会现场，华为负责外部关系的高级副总裁普拉姆（William Plummer）坐在记者席上。在发布会开始前，他向财新记者语气坚决地称这一报告只是“政治把戏”（political distraction），且不会对华为未来的运营产生任何影响。

发布会一结束，脸色难看的普拉姆再次成为媒体焦点，他不断重复华为是一家国际企业并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信任，警告委员会的建议是一件“危险的事”，可能导致就业和采购流出美国、损害竞争和创新、并将推高宽带价格。

比中兴“表示遗憾”的态度强烈许多，华为在后来的正式声明中，言辞激烈地指称报告充斥大量谣言与猜测，缺乏事实根据，指控子虚乌有，并表示公司不得不怀疑，报告的惟一目的在于阻碍竞争，阻挠中国信息通讯技术公司进入美国市场。

工信部电信经济委员会秘书长陈金桥对财新记者评论说，对华为、中兴而言，不是没有美国市场就不行。但如果想进美国市场，“硬碰硬是不行的，还是要学习人家的规则，以美制美”。

目前海外市场收入已占到华为总收入的近70%，华为通过价格战已占领亚非市场，也成功进入欧洲市场，将竞争对手利润率大幅打低，业界戏称其所到之处，几成不毛之地。但在战略布局中，绕开美国是包括华为、中兴在内的全球五大设备商都不可能做出的行为。这不仅与市场占有相关，也与全球化的企业发展阶段有关。

以华为为例，自1996年进军海外市场至今，华为已在全球140多个国家立足，为全球TOP50客户中的45家提供服务。截至2011年，华为营业收入达到2039亿元，其中海外市场营收为1383.64亿元，在总营收中占比达67.8%。

最初，华为进军海外市场主要是国内运营商重组、订单减少。在出海路径上，“华为没有刻意布局海外市场，选择先进入哪里，后进入哪里。”陈金桥对财新记者说，“最初，华为几乎是遍地开花，同时进入俄罗斯、非洲、欧洲、北美、东亚等市场，只是基于地域、市场竞争、政治关系等因素，有些地方收获得早，有些地方收获得晚，个别地方则迟迟不能突破。”

从结果看，华为在全球突围的路线清晰：先是俄罗斯，接着是亚非拉新兴市场，继而是欧洲、澳洲市场。美国是最后一块高地。伴随华为全球扩张的，是其整个组织架构的调整。一方面是以跨国大运营商为核心来拆分自己的营运中心，建立与这些大客户对应的团队，以取代原来的事业部架构。另一方面也根据全球的人力资源状况组建各类全球中心，如把全球项目开展中心、投标中心和谈判中心设在印度；将微波技术研发中心设在意大利；而在俄罗斯则建立“可靠性与数学研究所”，以利用当地人才和研究基础进行算法等基础研究。

这些做法，也意味着华为战略的全球化。2012年7月2日，华为创始人和灵魂人物任正非，与华为2012实验室专家座谈，其间，任正非谈及华为的业务整合，认为“应该沿着管道来整合”。他形容“通讯网络管道就是太平洋，是黄河、长江，企业网是城市自来水管网，终端是水龙头”。

美国是电信设备业的关键市场。《华尔街日报》引述研究公司TBRI的Chris Antlitz称， 美国占全球电信设备业资本支出的25%左右。更重要的是，美国在信息和电信网络核心技术上占领先地位。在上述座谈会上，任正非也提到，要加强开放与合作，鼓励与思科、微软等美国公司合作。“我们一定要避免建立封闭系统。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开放体系，特别是硬件体系更要开放。”任正非说：“如果我们不向美国人民学习他们的伟大，我们就永远战胜不了美国。”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没有美国，固然不影响生存；但没有美国，华为的全球化不可能完整。这也就不难理解华为在过去十年始终没有放弃在美国寻找机会。从“韬光养晦”，到“正面竞争”，“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在这次座谈中，任正非也提及，“战略布局，我们惟一觉得困难的是美国。”

实际上，站稳欧洲市场地区，理论上为华为进入美国积累经验。前述华为决策层早前对财新记者表示，由于意识到类似于汇率上升、保护主义增强、人工成本增高、劳工纠纷等不利因素在相当长时间不能解决，华为决策层采取现实的做法，基本不批评哪个国家政府，而是在各国政府允许空间中尽力发展业务。2005年获得西欧发达市场突破之后，欧洲成为华为做得最好的海外市场。

在这期间，早期被指以低价争抢市场的华为，也在逐步改善声名。2012年8月4日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一篇分析华为崛起冲击的文章中指出，华为“低价而有效”（cheap but effective）的设备使非洲电信革命成为可能，这是该刊认为封杀华为并不正确的理由之一。

尽管如此，进入美国基干市场仍然困难。一名欧洲的投资人士向财新记者指出，欧洲运营商多而竞争激烈，有助于华为和中兴这些“外来者”进入市场。而在美国，运营商多年兼并重组后已成寡头竞争格局，也使商业博弈背后的政治博弈更为艰难。

在经历了多次在国家安全大旗下发动的打击后，华为显然意识到在美国基干市场没有太大机会，更多只能面向小客户群体。华为对美国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2011年初的公开信，是其改变其“韬光养晦”政策的转折。前述决策层指出，美国政府尽管能控制住大客户，但无法阻止小客户与华为合作，因此华为决定正面交锋，以期突破。

中兴在海外市场是华为的“追随者”，在初期开拓上的低价策略与华为如出一辙。在电信市场愈发集中之下，中兴也提出“大国大T”战略。以重要国家和市场及跨国运营商为重点突破，也同样令它绕不过美国。

美国怕什么？

尽管这不是华为和中兴第一次遭遇国际上的不信任票，但此次美国以立法机构的报告形式定论，仍显示事态严重。

中兴通讯发言人戴澍在事后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说，“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整个行业进行打击。”如该报告提及，印度也曾这么尝试过，但最终没有坚持，其出台的电信新规在满足共享源代码和设计细节等要求下，放行中国电信企业。澳大利亚亦曾禁止华为竞标国家基干网，不过仅针对华为，不包括中兴。“这让人联想美国是不是想打击中国高科技企业。”戴澍说。

实际上，报告并未列出任何两家公司实际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例子，即使对华为设备自动传送客户重要信息回中国的指控也没有给出公开信息，仅仅声称“中国政府可能寻求华为或中兴领导层的合作，即使公司领导层拒绝这一要求，中国情报部门只需招募公司工作层面的技术人员或经理即可，而且按照中国法律，中兴和华为有义务对中国政府涉及国家安全的要求给予合作”。

陈金桥向财新记者表示，所有IT产品尤其是远程IT产品，都会有其安全问题。在联网时，譬如系统崩溃时，会需要确认它可以远程收集信息，然后帮助恢复。通信设备也是一样，那么多复杂的设备不可能随时安排程序员上门人工检测，它也有硬件接口或者软件接口收集信息，也就是所谓“后门”，但使用这些后门需得到客户许可。这是所有通信设备产品的共性。

“在华为、中兴这个问题上，国家安全这把剑被用得太泛、太滥了。”陈金桥认为，此举实质性是借国家安全为由实行贸易保护，尤其单单针对中国企业，“明显带有选择性执法的味道”。

“报告中没有拿出任何实际威胁的证据，只是不断提及公司不愿配合，报告的建议也更多是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智库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中心主任艾肯森（Dan Ikenson）向财新记者表示。

支持报告者也大有人在。“华为发展如此巨大是来自于中国政府的持续且广泛的支持，如果你愿意拿出数千万甚至数十亿的美元来支持一个公司，他们当然有能力发展，第二个原因则是其工业间谍行为。”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技术和公共政策项目主任刘易斯（James Lewis）代表了美国政界与学界的部分看法。近两年来美国政府对网络黑客和安全谈论不断增多，而中国一直被视为是网络黑客与数码攻击的主要来源地。

这一看法正在支配美国对华为等中国电信企业的政策走向。报告称，设备中植入的恶意软件或硬件可以使中国在战时关闭或将美国国家安全体系降级，并可能攻击美国电网或金融网络。

在9月13日的听证会上，就有美方议员援引中国《国家安全法》第十一条规定称，国家安全机关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可以查验组织和个人的电子通信工具、器材等设备、设施，称担忧在特定情况下，中国政府会根据此法要求企业提供通信设备以供查验，而这可能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

对此质疑，华为和中兴两位出席听证会的公司负责人都表示没听说过这一规定，即使有，企业也会对这一查验要求说不，而且中国政府并未向公司提出过这类要求。最终报告称这一回应无法打消顾虑。

长期研究中国对美投资的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表示，虽然以其他名义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在美国国会是常事，但以他对罗杰斯个人的了解，这一调查相信确实是出于国家安全顾虑。而在这一顾虑之下，美国电信基础设施市场将永不可能对中国企业开放。曾发布中国对美投资报告的荣鼎集团研究院研究主任哈莱曼（Thilo Hanemann）也向财新记者表示，相信这次报告出发点是基于国家安全考虑，但它在可能会对全球贸易产生影响，比如报告中提到的将采购协议纳入CFIUS审阅范围。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王志乐对财新记者表示，美国对外资安全审查的谨慎度高于欧洲，尤其涉及敏感行业，并不需要过度渲染美国的反对中国投资。“美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也有脆弱的地方。”王志乐说，美国对本土安全高度重视，除了电信，港口等基础设施领域，也常有否决案例。截至目前，美国仍是全球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体量是中国的三倍。

众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证实，此次调查并不是针对华为、中兴提供的手机等消费类电子产品，而着重于和电信基础设施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尽管如此，在政治决定的背后，最可能受益者仍是华为在ICT领域的美国对手们。许多分析，华为和中兴的反馈，都将这次调查结论或多或少指向商业竞争——在业界，思科、爱立信等视华为为最大对手之一已不是秘密。

来自欧洲的一位TMT投资人对财新记者分析称， 即便华为中兴不进入美国，他们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市场的发展，也已对全球布局的美国厂商的利润造成侵蚀，竞争对抗关系早就无所不在。阻止华为中兴在美国市场销售，一方面可以抑制这两家公司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减少他们在美国和本土公司的竞争。

《华为技术》作者张利华对财新记者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3G市场，但在4G移动网络上面，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华为在目前时机进入美国，主要是为了抢占4G市场，而这肯定会受到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阿朗、诺西，“主要还是思科”的阻挠。

虽然在电信基干网无法突破，但华为2011年开始在美国销售网络设备，并已卖给一系列中小型运营商。这个领域里，思科正是业界翘楚。这家公司在2011年的财报中也提及，其产品毛利出现下降的影响因素，包括来自亚洲特别是中国的价格竞争。

不过，迄今为止，并没有任何有力证据，证明思科等公司隐身于美国政府大棒之后。

与任何一家跨国技术公司一样，华为在全球卷入众多法律诉讼。张利华说，这些年来，华为从未输过任何一场有关安全问题或知识产权的官司。不过，赢得官司并不意味着获得市场。例如，华为从未对2010年竞购摩托罗拉网络基础设施部门、美国私有宽带互联网软件提供商2Wire失败公开表态，但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华为报价高于竞争对手，但最终因顾虑“国家安全”审查出局。

再学再战

中兴股价对报告的负面影响反应并不强烈（华为未上市）。很显然，这只是一次更为坚决的关门举动，在此之前，美国市场的大门对华为和中兴都没有真正打开，尤其是在设备产品上。

根据丁少华在听证会上的披露，华为在美国发展已经十年，拥有1700名员工。在2011年，华为采购了价值6.6亿美元的美国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而过去五年，华为在美国投资了约5亿美元。

但相对于华为的体量，这些微不足道。2011年，华为在美国的收入是13亿美元，只占其全部收入的4%。任正非在7月2日的非正式座谈中也提到，尽管目前整个经济可能循环衰退，华为利润也出现下降，“ 但和旁边相比，活得很滋润，我们今年的纯利会到20亿-30亿美元。”

中兴2011年在美国则只有4亿美元收入，其中只有3000万美元来自系统设备，90%以上均由终端产品贡献。野村研究估计，2012年上半年中兴美国市场的销售额占比也只是约2%。

思科于10月9日宣布终止与中兴合作七年的销售合作伙伴关系，理由是经过独立调查发现中兴将思科与其他美国公司的电脑设备和开关等产品，售往正在受到制裁的伊朗。但这也不会对中兴造成实质影响。野村证券的分析认为，中兴来自思科的收入占比不足1%。

对于长期影响，目前并无结论。“我相信主要运营商都会认真研究这份报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主要电信运营商管理层人士表示。他称自己公司没有从华为和中兴采购任何的网络设备和交换机，但“可能有少量低端的手持通讯设备，且相信其他几家运营商也没有和华为与中兴开展大规模合作。”

在终端产品上，华为和中兴都在持续发力，没有遭遇太大阻碍，但这似乎不能让任正非感到安全。他在7月2日的座谈中称华为终端业务这两年有很大进步，但未必能进步到最后。他认为华为的优势“在管道方面，而在终端基本不存在任何优势。能不能产生优势要用新的模式来思维，而不是把所有生存希望寄托在运营商上”。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仅仅倚靠终端消费产品的突破，远不符合华为长远发展愿景，也充满风险。

此次报告一出，虽然不具有行政效力，但加剧了两家公司开拓美国基干市场的难度，甚至会影响其他国家的态度。本来对华为发展提供了宽松环境的加拿大政府，就在10月9日称，将在一个政府通讯网络项目上援引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来“仔细选择”竞标公司。

放弃美国，绝不在两家公司的考虑之中。相反，他们都在不断地学习适应美国的游戏规则甚至叙事方式来推开大门。在听证会上被“茶党女王”巴赫曼（Michele Bachmann）问及是否存在偷窃思科公司技术时，华为代表丁少华就回忆自己在华为的17年经历并称为之自豪，还将华为白手起家与美国硅谷公司相比较，称华为成功来自于市场开放和自由竞争的结果。

中兴则柔性地表达“愿意继续在未来和委员会以及美国政府保持沟通，”中兴发言人戴澍称，“美国人做事很清楚，规则是明着的，不是暗的，不管它结论是否正确，或者论据、基础不牢或没根据，但逻辑是正确的，不应怀疑美国人的逻辑能力。”他表示报告中虽提及通过第三方认证来减轻安全顾虑，但没有对中兴力主的“可信赖交互解决方案”（TDM）给予更多重视和认可。“从国家安全话题看这才是开始，国会也许不关心解决方案，但我了解到美国有些政府部门很关心这一方案如何落地。”他说。

两家公司，尤其是先走一步的华为，也不断加强在美国政界的游说工作。华为目前聘请的外部说客包括曾参与共和党总统竞选活动的骨干Doyce Boesch， 前众议院民主党二号人物霍耶（Steny Hoyer）的幕僚长布莱克（William Black）。今年3月，华为首次聘请国会议员助理作为公司内部员工，他们曾担任德州参议员Kay Hutchison、明尼苏达众议员Betty McCollum的助理或政府和国会的新闻秘书。

财新记者查询的国会游说登记资料显示，华为从2006年至2012年在游说上的费用总计255万美元，其中2012年明显增加，占到总量的接近一半，达到127.5万美元，游说对象包括参众两院、国务院、商务部以及总统行政办公室。

这一水平仍然远低于他们的美国对手思科，同一时段，思科登记的游说费用为2006万美元。但比起同属外国公司的爱立信，则体现出进取。后者同期的游说费用为172.9万美元。

中兴则从2005年至今花费59.2万美元游说费用，其中37万美元是聘请前共和党众议员Jon_christensen为其在美国市场游说。不过，在今年7月爆出中兴向伊朗出售电信监控设施后，这位前议员立即辞去了为中兴进行游说的工作。

这显示中国公司对华府的游说法则还并不熟练。一名华为海外员工也向中国网络媒体表示， 华为在欧洲的经验难以在华府复制。“游说公司跟美国本土大企业有多年合作，体系不好进，很难。大部分交易可能在华府一个酒会就谈妥了，中国企业又没赞助过议员选举……”

在艾肯森看来，这次调查反映华为对美国政治不熟悉，急于修复自己在美国的名声，主动要求接受调查，但时机有误，得到的是一份最后通牒：“要么分享公司战略信息和在美国的发展计划，要么被认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出于对华为不透明的担忧，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明确建议：“中国公司应更快地变得开放和透明，包括在拥有高级别透明要求的西方股票交易所上市。”

“对华为这样把西方管理加军事化体系相结合的不透明企业，美国是最害怕的，可信度是建立在透明基础上，而你既不透明又很强大，这就更让美国害怕了，”前述通讯行业资深人士认为。华为作为非上市公司，透明度有限，美国既无法监管，也缺少干预杠杆。

《华尔街日报》在这一建议出来前几天就援引消息人士称华为启动上市，已和多家投行接触，磋商上市程序和上市地点等事宜，希望借此提升公司透明度，并在美国市场赢得“大单”的机会。但华为位于深圳总部的相关负责人10月7日向财新记者予以坚决否认，并引述华为高管的话指出，现阶段是“上市是完全没有的事儿”。

包括多名华为前员工在内的电信业人士均认为，从商业上考虑，目前无论从资金需求、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还是引入战略投资者角度，华为都没有迫切的上市驱动力。特别是任正非本人排斥上市，他曾私下举博世集团为例说明上市会“影响企业创新的自由”，并带来“一堆指手划脚的股东”。而前述华为决策层人士此前也对财新记者表示，华为上市必须理顺包括大量员工持股等问题；另一方面，公司最近三至五年主要要先做好内部战略调整。

由于上市公司中兴通讯亦成为调查对象，并同样被投否定票，也有评论认为，华为上市对解决美国人的“国家安全”疑虑并无根本帮助。但王志乐认为华为去美国上市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作为长期战略，无论上市与否，增加透明度，提高公司治理的合规性很重要。“公司做大，走向全球了，公司治理合规是国际上关注焦点，这个必须接受。”

华为海外市场频遇阻

2003年

■思科在美国指控华为侵犯知识产权，双方最终于2004年和解

2005年

■8月，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华为投资6000万美元建厂申请被印度政府暂停审批

2008年

■2月，因美国相关部门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华为联手贝恩资本竞购3Com公司受阻

■12月，华为在澳大利亚受到“红色间谍”质疑，竞标澳全国宽带网络工程受影响

2009年

■12月，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印度国有电信运营商BSNL单方面取消给予华为的20亿美元采购订单；同月，印度政府向华为的同步数字传输设备（SDH）征收高达50%的临时反倾销税

2010年

■6月，欧盟对从中国进口的无线网卡发起反倾销和反保障措施调查，主要影响华为和中兴

■7月，出于国家安全问题考虑，华为被列入印度运营商网络设备采购黑名单；同月，受国家安全问题影响，华为竞购摩托罗拉网络基础设施部门、美国私有宽带互联网软件提供商2Wire失败

■下半年，受国家安全问题影响，华为参与美国第三大电信运营商Sprint Nextel网络设备招标受阻

2011年

■2月，受迫于国家安全担忧，华为放弃收购美国公司3Leaf Systems特定资产

■4月，美国议员以国家安全为由，反对华为竞标美国第六大无线运营商Cellular Corp.4G网络建设合同

■10月，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华为参加美国“公共安全700-MHz示范网络”项目竞标

2012年

■3月，澳大利亚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华为参与359亿澳元的全国宽带网络（NBN）项目

■9月，华为、中兴参加针对中国电信企业可能威胁美国网络基础设施安全的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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