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4G牌照发放的几个关键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对于如何发放4G牌照存在很大的争论。根据我们的研究，深入思考下面三个问题，可能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一定帮助：（1）国家政策追求什么目标，（2）企业如何取得竞争优势，（3）如何解决国家政策与企业战略可能存在的矛盾。

    1.国家的政策目标：见好就收还是乘胜前进

    4G牌照的发放涉及很多利益相关者（政府，运营商，设备企业，终端企业，最终用户，其他利益相关者），因此需要分析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在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中，国家和运营商处于核心地位，需要重点分析他们的诉求和选择。就国家而言，有两个基本选择：见好就收或者乘胜前进。

    所谓见好就收，就是考虑到TD-SCDMA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不错的成就，在起步晚、备受怀疑、不对称管制等一系列不利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仍然在我国的3G市场上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2012年底是37%），加上TD-LTE在中移动的大力推动下，发展态势大大好于TD-SCDMA,截止2013年1月底，全球TD-LTE商用网络已经有13个，虽然还大大落后于LTE-FDD的132个，应该知足了，可以考虑给三家运营商都发TDD+FDD两个牌照。所谓乘胜前进，就是不满足于TD-SCDMA和TD-LTE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抓住时机，对三家运营商只发TD-LTE牌照，以此推动TD-LTE的大规模应用，使之成为4G的主导技术，力争与LTE-FDD平分天下。

    两种政策，各有利弊。见好就收的好处是，执行的难度比较小，不用象发展TD-SCDMA那样，需要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做很多有风险而且不清楚最终结果的事情，各方面，包括国际上的势力，也包括国内的利益相关者，相对比较容易接受。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见好就收政策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从短期看，李进良教授的“国内运营商搞多种标准带来种种弊端”一文，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因为多种制式并存，增加了技术复杂性，也难以获得规模效益，经济、技术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受到很大影响。与此同时，网络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我们同意李教授的看法。我访问斯坦福大学时，那里的专家对我们发3个3G牌照就非常不理解。

    我们的观点是，见好就收政策的长远问题可能更大：在电信产业重蹈覆辙，自主技术创新半途而废，提高本土企业技术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希望化为泡影。我们的研究表明，我国技术创新成效不大，最根本的原因不是技术开发不出来，而是缺乏对本土技术的市场支持。这同日本、韩国经济和技术追赶的经历截然不同。他们的经验表明，对于处于追赶过程中的国家而言，为本土企业、本土技术提供相当的市场保护，可能是成功追赶的必要条件。比如，著名创新学者、MIT教授CUSUMANO的研究表明，从1960年开始的大约20年中，日本轿车进口只占国内销售的1％左右。CUSUMANO进一步指出：日本政府的一项政策，即通过限制轿车进口保护国内企业，就使得一项原本肯定会失败的事业变成了一项利润非常高的事业，而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明显但非常关键的关系：尼桑、丰田，以及整个日本轿车工业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内市场的保护。换句话说，开放市场不是提高本土企业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市场保护也不是国内企业竞争力弱的根本原因。这一研究结论，值得我们深思。

    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需要认识清楚，就是政府政策的出发点是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的建议是，自由竞争，“技术中立论”和“市场决定论”。非常有意思的是，美国对中兴、华为的调查还在沸沸扬扬，最近几个月，欧盟有关单位和人士就对中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中国政府必须保证欧洲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由此可见，真正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需要“技术中立论”和“市场决定论”？“技术中立论”和“市场决定论”真能够保证中国的利益吗？如果是这样，美国、欧盟为什么不是在所有场合都坚持“技术中立论”和“市场决定论”？核心问题，还是各自的利益。在这一点上，丁守谦教授在“TD是实现中国梦的一个契机”一文中提出的“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值得借鉴”这一观点，是非常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