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控股柳传志：企业要做好长远性战略

2011年4月22日，2011年中国绿色公司年会在中国青岛隆重开幕，并推出2011中国绿色公司百强榜。绿色公司”即通过打造良性生态赢得可持续竞争力的公司，是以“不伤害环境、不伤害他人，不伤害未来”为前提，持续创造“绿色利润”的公司。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必坚、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外交部咨询委员会委员吴建平、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总干事乔治？科尔先生、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李群、青岛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王书坚先生，以及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联想控股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柳传志、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瑞敏、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云、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仑、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键林等众多政府领导，和中国知名企业家，以及新闻媒体参加了此次大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为大会发来了贺信。

柳传志在大会主题发言上，结合中国及世界环境，阐述了自己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并站在企业人的角度上，提出了应对形势变化的三点建议：企业要做好长远性战略，要保护自己的行业生态环境，要“有理想而不要理想化”。

以下是柳传志的讲话全文。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

我们过去的十年，最近几年尤其动荡不安，从政治、经济甚至自然环境引发的动荡，席卷了全球，尤其是过去认为很稳定的地区。我最近因为工作的关系连续走访了欧洲和美国，除了像达沃斯那样的论坛以外，我在欧洲和美国，和英国、法国、西班牙的同事用晚餐会、聊天会这种尽量轻松的方式和他们进行座谈，我主要想听听他们对他们国家的见解。我约请的这些座谈的同事，都是一些年轻的、有资力的高级白领，他们还是有见识的。第二是主要想听听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谈到中国的时候，在达沃斯的会议上，几十个房间，几十个分论坛，谈到有关国家的发展，谈的是能源、农业，环保……方方面面都在谈。但是，所有的房间里谈的问题几乎都涉及到中国，这个固然令人兴奋，但也令人警惕，因为谈的话里面，不完全是好话。

我跟员工座谈的时候，他们表达的内容大致总结起来有三方面：一个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表示敬意。第二个，他们确实对自己国家政府的领导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对，表示不满，甚至也有的对自己的国民性表示不像中国人这么进取，带有自我反省的性质。在谈到中国的时候，由于我是董事长，人家格外委婉客气，但其中却也能听出有怨气的成分。比如在西班牙。西班牙的失业率高到20%，他们以前发生过一起西班牙做鞋的商人烧了中国浙江商人的鞋子的事件，他们的说法，是因为我们的中国商人雇了黑工，偷了这部分税，所以成本低，因此引起他们的众怒。但当时据我了解的情况，成本低的原因，主要原因还是中国人日以继夜的工作，玩命地干活，西班牙的先生们更主张休闲，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

但是，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是不同的。外国的老百姓也是对中国的汇率问题，对知识产权侵权的问题，甚至看到中国的食品在中国都不安全，何况出口到国外，从而上升到商业诚信的问题，等等。由于有失业问题存在，使人们就感到压力，自然火气都比较大，容易把根源往中国这方面引。我作为一个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就谈了谈我自己的看法。

我说，我这个年龄的人经过过几十年前中国人过得怎么样穷苦不堪的日子，一根绳索捆在中国人的身上，完全不能动。所以，这些年绳索被解开了，中国人就拼命干活，想过好日子，这个总是没错的吧？欧洲的朋友，你们想保持原来的生活水平，这肯定也没错。但是你得动，也得想法子，你不能因为你们要过舒服的日子，就不让我们动，像印度这些国家都在动。因此，怎么应对当前发展的环境，确实变成了各国政府、老百姓甚至每个人都要考虑的问题。

考虑这个问题，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角度，站在负责任的职责角度考虑应对变化。第一个还是得弄清楚你到底是谁。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人有他们的职责范围，有他们要考虑应对的立场。像今天的主持人，还有好多专家学者，他们是给政府、给老百姓出主意的，他们站的角度考虑的是更宏观的问题。像电视剧《蜗居》里演的小两口，当然主要考虑他们家自个儿怎么应对的问题。我认为我自己是典型的“种地派”的企业家，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是摆在第一位的。我关心世界大事儿吗？我当然关心。我关心国家大事吗？也关心。我关心身边发生的一切变化，但是核心的目的是为了种好我自己的地。我认为做好企业本身，这就是最实际的社会贡献，要高质量的解决就业问题，同时用道德的方式、用我们的行动宣扬诚信。当然，到了联想这样的企业规模，我们也会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比如在扶助创业，弘扬社会正气，教育等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多亿的投入。在国家有特殊需要的时候，我想我们这些企业家，自然都会用特殊的方式做出我们的贡献。

但是，首先你要有这个能力，你要想有的话，还是首先要把自己的企业做好。因此，我站在企业人的角度谈三点对形势变化应对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点，我们做企业的还是要做好带有长远性的战略，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像开汽车一样，用“拐大弯”的方式应对未来的事儿。我举一个1986年我们公司发生的事情。

我是中国科学院出来的，1986年我们的重要产品是联想式的汉字系统，当时电脑没有汉字，我们做了一块卡和软件插在电脑里面就有汉字了，卖一个系统可以挣1000元-2000元的利润。后来我发现，把汉字系统插在PC上促销PC的话，那时候可以有1万块钱的利润。于是，我就把这个插在了PC上，做了这件事情。大家都很奇怪，这么容易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能想到别人想不到呢？因为当时做这些事情的全是科学家，科学家的脑子都不用在这些事情上。当时所有的外国企业都没在中国设代理，全是在香港。于是我想办法到香港弄一个通行证，让企业相信我们这家公司很诚信，这很费力但是毕竟做成了。最后的结果远远不是多挣一两万块钱，是因为后来没几年汉字系统就没有了，因为电脑中的CPU速度加快了，存储器更便宜了，这样的话就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在高科技行业里，不往前多走一步，你是生存不下来的。也给了我另外一个启示，做领导的人，尤其是做第一把手的人，一脑门子扎在具体业务里不退出来看是不行的，当下面的同事做具体运作的时候，第一把手一定要退出来观察形势。

第二点，虽然竞争很激烈，我们希望在各个行业的朋友不要破坏自己行业的生态环境，不要进行恶性竞争，这样对谁都没有益处。

90年代初的中关村，几十家、上百家公司做的业务内容都差不多，当时的法制法规还是计划经济的，和市场经济有很大冲突和矛盾，如果我们进行恶性竞争的话，我相信今天的中关村肯定不存在。我记得当时我们这些岁数大一点的人，还是非常明白这一点的，所以底下经常在一起吃饭，能够互相理解。今天大家到北京看到有联想桥、四通桥，在1992、1993年的时候，企业是允许花钱冠名的。我记得当时有个桥很大，我们跟四通都在争这个桥，用的不同的途径，后来我发现四通在做的时候，我们就退出了。我觉得不要在这些事情上斗气，退一步可以海阔天空。其实在中国，我们的饼很大，大家在抢着分饼之前，先可以把它做大，然后再去分。即使这个饼做不大，还可以往其它更大的方面发展。再说一下，真让企业斗起气来，会让你的人生目标会发生变化，如果被程序拉着走，就会变成斗气，甚至使你的目标追求发生改变，幸福的事情都会变得不幸福了。所以，各行各业还是注意想法维护好自己的行业环境，特别是在座的都是很多大企业。

第三点，有理想不要理想化。

这是因为大家都对自己企业的生存环境不尽满意，我们可以不高兴，可以抱怨，但是我们毕竟只是一个局部，是一个微观。宏观世界是由很多个微观部分，不同层面、不同颜色的微观形成的。决策者不可能做出让每个微观都满意的决定。所以，对我们来说，表达是必要的，建议是必要的，同时有理性的对待也是必要的。联想能够存活发展26年，跟我自己的一个重要理念是有关系的，这个理念就是 “有理想而不理想化”。早年的时候，在大环境很困难的时候，我就试着改变小环境。当小环境也不行的时候，我就不动了。我宁可不动，我也不愿意找死。我可以到别的行业去动，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动。今天，中国的大环境和小环境已经相对统一了，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理念，就是“有理想不要理想化”，依然是中国企业生存发展中的一个有用的原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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